西班牙伟大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堂吉诃德》的中译本有好几种，杨绛先生的译本是其中之一，文笔流畅、生动传神。那么，这本译作是怎么问世的呢？

杨绛曾在文章中回忆过翻译《堂吉诃德》的缘起：在抗战胜利后、全国解放之前，杨绛的女儿得了病，需要少运动、多休息，钱钟书尽管很忙，但还是每天抽空为女儿讲故事，讲的是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杨绛此前没有读过这本书，但见女儿听得直咽口水，便料想这本书一定非常有趣，而且，为了不荒废法文，她便开始翻译这本书。解放以后，杨绛和钱钟书调到了北京工作。《吉尔·布拉斯》共四十七万字，杨绛用了几年的功夫把它全部翻译完毕，于1954年1月起在《世界文学》杂志分期发表，并于1956年1月出版了单行本。这部译作获得了好评，引起了“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的注意。编委会便将翻译《堂吉诃德》的任务交给了杨绛，说明无论从英译本或法文译本转译都可以。于是杨绛就接受了《堂吉诃德》的翻译工作。

杨绛既懂英语又精通法文，所以她既找了英译本也找了法文译本，而且找了不止一本：英译本找了三种，分别是奥姆斯贝的译本、普德门的译本和寇恩的译本；法译本她选择了两种，分别是咖达雅和拉巴德的合译本以及维亚铎的译本。选好了五本外文译著后，杨绛就把这五本外文版的《堂吉诃德》全部对照着读了一遍，但通过比较阅读，她发现了问题：“我把五个本子对比着读，惊奇地发现：这许多译者讲同一个故事，说法不同，口气不同，有时对原文还会有相反的解释。”于是问题就来了，谁的最可信呢？在这种情况下，杨绛本可以从中选择一本自己认为可信度最高的着手开始翻译，但杨绛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她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既然五种选本之间存在矛盾，她就认为都不能用了。她认为，想要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作，就只有从西班牙原文直接进行翻译。可问题是杨绛不懂西班牙语，怎么办呢？为了给中国读者贡献出一部精品的《堂吉诃德》，杨绛决定开始学习西班牙文！

就这样，为了翻译《堂吉诃德》，杨绛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文：“那时候全国都在‘大跃进’，研究工作都停顿了。我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我从农村改造回京，就买了一册西班牙语入门，于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九日读毕；又买了一部西班牙文的《堂吉诃德》备翻译之用。每天规定一个时间学习西班牙文。背生字、做习题，一天不得间断，因为学习语言，不进则退。”随着时间的推移、凭着顽强的毅力，她渐渐地掌握了这门全新的外语：“渐渐地，我不仅能阅读《堂吉诃德》原文，也能读通编著者注解，自信从原文翻译可以胜任。”

虽然能够直接阅读西班牙原文的《堂吉诃德》了，但杨绛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她读西班牙文时口音不准，只会读，口语不行，就是俗称的“哑巴外语”。这种水平能翻译《堂吉诃德》吗？杨绛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便把自己的疑问告诉了钱钟书：“我问钟书：‘我读西班牙文，口音不准，也不会说，我能翻译西班牙文吗？’他说：‘翻译咱们中国经典的译者，能说中国话吗？’”钱钟书的答复，给杨绛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的话安了我的心。会说西班牙语，未必能翻译西班牙文。我不是口译者，我是文学作品的译者。我就动笔翻译，并把《堂吉诃德》作为我的研究项目，阅读各图书馆一切有关作者塞万提斯的书籍，也读了他的其他作品。”

于是，杨绛开始了她漫长而艰辛的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自不必说；最令人愤慨的，是来自外界的干扰，比如政治运动对翻译工作的冲击。1966年，她的译稿被红卫兵没收了，直到1970年6月才发还。虽然译稿劫后余生、又回到了杨绛手中，但她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稿子发还后我觉得好像是一口气断了，接续不下……”就好像写一篇文章一样，灵感来了开始写，中途有事放下，办完事回来后再写，却发现写不下去了，因为灵感中断了。杨绛不得不放弃已经完成了的译稿，重起炉灶，开始从头译起。就这样，又经过了六年多的时间，到1976年底，《堂吉诃德》终于全部译完。杨绛又自己校订了四遍清样，《堂吉诃德》的全译本终于在1978年3月出版发行。

杨绛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了，她为我们留下了当之无愧的精品译作《堂吉诃德》，依然在滋润着无数读者的精神生活。杨绛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她那种认真的翻译态度、翻译过程中一丝不苟的境界以及不怕挫折的精神，将永远给我们以鼓舞和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