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老王的烟斗(16)老王买的烟(17)老王不抽烟的

从普通语言学的观点看，例(15)中的“的”可以看作领属关系标志( )；例(16)中的“的”可以看作关系小句标志( )；例(17)中的“的”可以看作传信范畴标志( )。3个例子里的“的”的性质差异可以用下面这个表来概括(为方便，这里径用例句编号来称说)：

“的”前成分 功能作用域

的(15)名词/代词 领属标志领有者名词

的(16)动词短语关系化标志关系化小句

的(17)句子传信标志整个命题

作为领属标志的“的”可以说是汉语里具有形态学意义的语法手段，名词、代词只要后边加了这个“的”字，就强制性的成为属格身份；作为关系化标志的“的”，则是通过提取句法成分的办法，使谓词性成分体词化的句法手段；而作为传信标志的“的”，并不改变原来句子的命题意义和句法结构，只是在句子外边外加1种说话人的态度因素。我们看到的规律性的事实仍然是：完全起着交际作用、不影响句子命题内容的成分，倾向于处在句子的外边；事件结构内部的语义调整，该语法成分附着在主要句法角色上；仅仅实现词汇性意义的成分，粘在词上。

2. 4区分不同层面的根源在于语言的交际功能观

由于功能语法学者惯于选择这样的视点，也就很容易发现类似的事实。如早就明确指出，我们语言中的许多词语可以有歧义地在3个不同的层面上操作：命题内容的层面( level)，认识世界的层面( world level)和言语行为情景的层面( act level)(见毕永峨1989)。不过，这个思想以往首先引导人们去观察的是那些跟情态有关的词语，如关于英语must等词的研究，很好的例示了3个话语平面的表现。毕永峨(1987)用这种思想分析了汉语副词“也”的基本语义和引申意义之间的联系，区别了“也”的3种用法：1)对称性并列；2)程度性包含；3)评价性婉转。3种用法分别关系到：1)语段的命题内容；2)说话人得出假设、推理和推测的认识世界；3)涉及说话人的说话情景。很好地辨清了不同层次上的不同语义。我们把这种思想再延伸到结构助词“的”、“了”的观察中，同样得出了新鲜的发现。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功能语法最重要的发现，首先是那些在交际过程中起着表达说话人态度作用的成分；看到这1层以后，就可以进1步理解，其实语言成分的作用范围是有大小不同的。作用范围越小的，功能越具体，句法强制性越强；作用范围越大的，功能和意义越抽象，也就越多地体现出客观意义减弱、主观意义增强的特点。相对比而言，那种强行分开词法与句法、句法与篇章的做法，显然不如功能语法的这种视角能看到更多更全面的语法事实。

3不同的语体有不同的语法

3. 1汉语学界重视语体区分的传统

假如汉语也有“数()”的语法范畴的话，“现代汉语语法”这个概念，在有些语法学者的脑子里可能是个“单数”的概念，但是在功能语法学者说起这个概念的时候，1定是“复数”的。功能语法学者不认为有哪种抽象的、1致的“语法”存在，不同的语体里有不同的语法。早在210世纪410年代，吕叔湘先生就讨论过不同语体的不同特点问题；410年以后，面对语料混杂带来的语法研究的局部混乱，朱德熙先生更加严厉地剖析了混同语料层次做法的逻辑荒谬，强调无论研究口语还是书面语，都应该把“各个层次都11弄清楚了”，才谈得上整体上的综合性研究(朱德熙1987)。朱德熙(1986)对“进行”、“加以”等词的专项研究，目的之1就是“想说明书面语语法研究和口语语法研究应该分开进行，不能混为1谈。”其后，胡明扬(1993)也专门撰文强调这1问题。

陆俭明(1985)是在功能语法理论尚未全面引入汉语研究之前比较好的体现了功能语法“不同语体有不同语法规律”思想的代表作。陆文敏锐地捕捉到现代汉语里意义相同的“去+VP”和“VP+去”格式有时并不能自由换着说这个微妙的现象，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辨析了2者受到的句法-语义制约以后，特别调查了两种格式在不同语体里的分布，发现“去+VP”倾向于自由地运用于普通话书面语和南方方言，很少用于北京口语，“VP+去”则是北京口语以及许多北方方言的首要选择，而语体分工带到普通书面语中又继之形成了功能分工。 []3. 2功能语法对语体分类的理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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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语法学者把语体分类的语法学意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陶红印(1999)指出，“以语体为核心的语法描写应该是我们今后语言研究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任何严谨的语法学家如果打算忽视语体的区别而提出汉语语法的规律必须首先在方法论上提出自己的依据来。”基于这样的认识，“口语-书面语”简单两分的语体分类模式就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了。陶红印(1999)介绍了功能语法学者关于语体分类提出的几种角度：传媒()和表达方式(mode)；有准备的()和无准备的()；庄重的()和非庄重的()，等等。可以看出，以往的语体分类具有明显的修辞学色彩，而这些分类角度则基本是从语法特征考虑的。

功能语法学者1直具有比较明确的语体意识，他们的1些经典研究，如 & (1980)就是着眼于叙事体结构中前景()和背景()的对立，进而阐述了及物关系()的相应语法表现，这样的工作，都是在明确区分语体的前提下进行的，近年来，他们更多的是着重于观察自然口语( )中的语法表现。对比 & (1980)和 & (2001)，可以读到侧重点完全不同的相同结论：前者总结出高及物性特征总是伴随在叙述语体的故事主线上；后者则发现低及物性特征是日常对话的常态，语言是人们用以表达态度、传达情感的主要工具，而不是主要用来叙述事件的。

3. 3口语中叙述语体与对话语体的差异之例

同样是无准备的自然口语，叙事和对话也有鲜明的差别。陶红印(2002)和方梅、宋贞花(2004)同样是针对口语关系从句的研究，都是取样于无准备的自然口语的转写材料，都是采取对关系从句的分布作穷尽统计的方法，但是得出的结果却很不相同。首先，陶文发现，叙事体口语中出现最多的关系从句是表示时间的，其次是指人的，再次是指物的；方、宋文则发现，对话体口语中出现最多的关系从句首先是指物功能的，其次才是指时间和指人的。对此，陶文的解释是，叙事篇章中时间从句主要是起着标志情节转移作用的，情节转移是叙述中最重要的，所以这类从句出现的最多；方、宋认为，叙事语体的过程性和事件性决定了指时间类关系从句使用频率高，而对话语体的现场性和评论性决定了时间类从句不是高频用法。第2，指人的关系从句不论在叙事中还是对话中都是重要的1类，但是，陶文指出叙事体中其首要功能是追踪人物，其次是引进人物，再次是命名人物；方、宋文则发现，对话体中关系从句的首要功能是命名人物，其次是追踪人物，再次是引进人物。第3，他们的文章还显示了叙事体不容许非现实时间状态的表达、而对话体常有非现实时间状态表达的特点。这些同样都是两种语体“过程性”和“评论性”的对立使然。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3. 4书面语中“把/将”功能差异之例

国内外学者呼吁重视语体差异对语法影响的人，大多是强调应该更多地重视口语研究。但是语体区分的观念，也理所应当地对非口语现象有更深的理解和分析，朱德熙(1986)就是书面汉语研究的1个很好的例证。下面再讨论两个跟“把”字句有关的现象。陶红印(1999)发现，语法论著中讲到“把”和“将”的区别总是说“将”字句只用在书面语上。但陶文对不同的书面语的考察发现，在报纸社论1类文章中“将”与“把”的比例是1∶20；而在菜谱、说明书1类文字中，“将”与“把”的比例超过2∶1。这似乎不能用庄重与非庄重的区别来解释，陶文的解释是说明性文字是操作性的文体，要求简练，所以选择了更接近文言的形式“将”。沈家煊(2002)认为，“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是“主观处置”，表示主观处置也是“把”字句兴起的动因，如果在语言的共时平面上有数个处置介词并存，它们的使用频率和主观性程度肯定是不1样的。《老残游记》的语言事实证明了“将”字主观意义衰落、“把”字主观意义增强的事实。现代汉语里“将”字用法进1步萎缩，它的最合适的使用场合恰恰就是在主观意义几乎弱化为0、客观意义为主的菜谱、说明书1类文体中。

3. 5通指意义的语体适用性之例

另1个跟“把”字句书面用法有关的例子是“无定宾语”问题。“把”字句的宾语倾向于使用有定形式，但无定形式似乎也不少见。陶红印、张伯江(2000)对实际语料调查以后发现，书面语中无定“把”字宾语使用频率最高的表达功能并不是表示不定指()的，而是表示通指()的。这是不是现代汉语无定式“把”字句的原型语义呢？陶、张选取了现代书面汉语中极为典型的1种独立于特定语境之外的语体——词典的释义语言，进行了1项典型考察。结果发现，在《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语言中，所有“把1个N”形式都是表通指的。词典释义讲的都是1般情况，很少有较多的上下文，更没有特定的说话情境，这种语体应该是最清楚地凸显了句式的无标记意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语法学家相信，通指意义主要是来自句子意义，而不是词汇语义：非事件性的谓语、1般性而非个体性的命题陈述决定着名词成分的通指属性(刘丹青2002)。选择语境依赖性最低、普遍意义最强、个体色彩最弱的词典释义语言来检验“把+无定名词”的本质意义，可以说是在合适的语体里寻找合适的功能。 （科教作文网ΝsΕAc.Com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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