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教育”主要指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针对教学科目的课外收费辅导。之所以称“影子教育”，是因为它效仿主流教育而发生变化，随着主流教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主流教育课程的改变而改变。近二十多年来，这种“影子教育”在全球迅速扩展，它与学校教育相伴而生，如影相随。它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不足，通过小班化和一对一的教学，加强学科学习。但与此同时它也大大强化了应试教育价值、加重学业负担、加剧教育不公，让我们的孩子带上枷锁。

事实上，在我国，很多有关基础教育阶段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减负的政策文件，就直接与影子教育现象相关。

2000年

教育部发出《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明确提出学校“不得占用节假日、双休日和寒暑假组织学生上课，更不得收费上课、有偿补课”。

2010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第四章“义务教育”中提出，“各级政府要把减负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规范各种社会补习机构和教辅市场”。

2013年

教育部修订颁发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第五条规定“自觉抵制有偿家教”。

2015年

我国教育部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提出了组织领导、专项督查、宣传教育、严格教师管理等四个方面的举措。

2017年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防止将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补课”。

应该说，课外补习教育现象本身，并不构成公共政策问题。但是，其中出现的影响学生身心发展的普遍性教育问题，则有必要进入政府教育政策的视野。

影子教育蓬勃发展，效果和影响喜忧参半

从目前研究来看，各国影子教育的学生参与率从20%到80%不等。按照学生参与课外付费补习的强度，目前全球的影子教育大致分为三类地区：

分析基础教育领域出现课外付费补习的发展动因，直接原因可以说是市场需求。不仅有一批学生及家长存在相关需求，教育企业或者从业者也同时催生了这种需求，另外，不得不承认，儒家社会重视教育、积极向学、注重纸笔考试的文化传统，为课外补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种传统的文化教育意愿在与新时代的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重新结合后，导致东亚国家的课外付费补习教育历史最为悠久，规模也最为庞大，参与强度也最高。

课外付费补习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课余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补差、培优”，以便他们能在升学考试中获得竞争优势。因此，其积极作用主要是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最低程度上也旨在满足学生及其家长的教育补习任务需要，这是全球影子教育得以发展的原动力。然而，在履行其基本作用的同时，课外付费补习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一些问题。有研究显示，韩国、日本、中国、土耳其、印度、东欧国家、西欧的德国、英国以及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等，有部分学校教师为提高自身收入而从事课外补习教学。在土耳其、印度等国家，甚至出现了一些极端案例显示，例如学生不参加本校教师的课外补习，教师在学校就不和这些学生交流。而且，课外补习教育机构的蓬勃发展，也催生了更多的担心，那就是这些机构有可能会高薪挖走学校好教师。对于学生来说，补习也不完全是积极作用，有的学生因为课外补习而在课堂睡觉，还有学生因为提前补习相关课程，导致教师正常教学进度出现问题，等等。

具体到我国，目前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群体已经出现低龄化趋势，小学生参加的比例随着其年级的上升而增加，而且由于课外时间大部分用于各种补习，学生的业余时间收到压缩，影响了学生其他方面素质的综合发展。

从学生和家长群体的直接效用视角脱离开，从教育公平角度审视，自然就会发现，经济、文化支援等处于优势的家庭的学生，获得良好效果补习教育的机会更多，最终结果有可能导致高中甚至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出现分层。目前已经研究发现，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的课外补习活动，来自较好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大中城市的学生更可能接受课外补习；重点校和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也更高；西部地区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明显低于东中部地区，不同地区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

新一轮“教育产业化”催生焦虑感

课外补习的规模和能量都非常大。目前我国教育培训机构总数约为20万家，中小学辅导的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上课外辅导的学生达1.37亿人次，参与辅导机构的教师有700-850万。如今，在教育部门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同时，在线英语、在线作业等新兴互联网教育企业也通过“影子教育”的方式，满足了人们强烈的补课需求和追求特色教育的冲动。数据显示，2016年，教育培训行业市场规模已经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预计2018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将突破3000亿元关口。“影子教育”的影响不容小觑。然而，值得担忧的是，教育产业化“压迫”家庭，教育的公益属性被资本“绑架”。

与学者的忧虑不同，现实生活中不少家长始终认为，对于教育的“投资”会是一门只赚不赔的交易，可以缓解对未来的焦虑。这种焦虑从母婴行业开始，一直蔓延到成人教育，贯穿人生最具发展潜力的几十年。

在0至3岁早教领域，上万元的培训费已经不是稀罕事，一节40分钟的课程平均下来要两三百元，还是集体上课。让家长心动的不是课程本身，而是不希望错过所谓的0至3岁的“大脑黄金成长期”“语言学习关键期”。到了3至6岁，培养舞蹈、围棋、乐器等才艺的“童子功”阶段开始了。

趁着小学之前学些技能“打打基础”成为一种宣传点。什么也不学的零基础学生，在小学一年级会遭遇“别人都学过了”的当头一棒，甚至产生恐惧心理。在被统称为“k12”的中小学教育阶段，“比学赶帮超”“一分就差几十名”是无比“正确”的说法。这种焦虑感在“小升初”等关键环节被放大到极致。

实际上，2017年，北京“幼升小”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小升初”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5%。如果官方数据准确的话，只有5%的学生可以在小升初阶段“逃离”随大流的就近入学，通过特长、面试等方式择校。

为了争取成为这5%中的一员，百万小学生家庭中流传着“从小学2年级开始学奥数，参加比赛，一路升级打怪，最终拿到重点学校船票上岸”的“秘密通道”。而这一条路径是通过各种“小升初讲座”“论坛”“网上课堂”等渠道获得的小道消息，以及身边案例反复验证强化而来。

在资本推动的关于“焦虑感”的营销氛围中，教育不再是对人生品格的培养，而是一种立竿见影的付费知识产品。“圈”走的不仅仅是时间和钱，而是少年儿童自主发展、免于恐惧的成长经历和身心健康。

解绑“主流教育”，引导“影子教育”健康发展

课外补习在国外称之为“影子教育”，如影随形跟在学校教育后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尤其是为后进学生提供课外辅导，就是所谓“补差”的功能。

但是在中国，其功能普遍成为“培优”，越是学习好的人上的补习班越多。补习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学校教育。有一句话是“不怕班里有学霸，就怕学霸放暑假。”越是在大城市，越是在重点学校，越是在优势阶层，补课的强度越大。课外补习似乎进一步扩大了教育不公，正在成为一种新的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因此，各国纷纷推出举措加以管理，以维护教育公平。

日本：严格规范管理课外机构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时，入学竞争日益激烈，使各种课外辅导机构蓬勃发展起来。据2009年日本总务省的统计，日本的课外辅导机构已有5万多所。

日本二战后经历了第一次生育高峰，20世纪60年代，这些孩子到了上中学的年纪，入学竞争异常激烈，升学辅导班和预备学校在这种背景下迅速成长。

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第三次教育课程改革增加了课程难度，大量学生跟不上进度，需要课外补习。同时，初中和高中“落榜生”也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日本在全国范围兴起了复读班。

这一时期被日本学者称为“乱塾时期”。大量学者认为，课外学习辅导班压制了学生的身心成长，加剧了社会不公，应该予以加强管理。

20世纪70年代

日本开始摸索课外学习机构的管理方法，引入产业经济领域中的“特殊经营”模式，专门用以管理课外辅导机构。

1976年

文部省对学生课外学习活动进行了调查，对违规在校外辅导班进行兼职的教师进行了处分。

1988年

日本最终对课外辅导机构的管辖予以划定，课外辅导机构被认为是教育服务产业，归经济产业省管辖，并受文部省监督，由《公司法》《法人税法》《特定商交易法》《儿童权力公约》等法律法规进行约束。

同年，经济产业省下属机构“日本全国学习塾协会”成立，专门负责规范协调整个课外学习辅导班市场，加强了法务、讲师资格认定和培训、课外辅导机构的认证。

2005年底

日本京都一学生在课外辅导班被教师杀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该协会为防止伤害事件再次发生，在2006年制定了《学习塾学生安全保障指南》，对学生上下课的交通安全、提高辅导班教师素质等作出规定。

如今，虽然课外辅导班导致学生间学习机会不公的现状仍没有完全解决，但日本学校和课外辅导机构的关系不再是对立关系，一些地方政府在积极探索学校与课外辅导班间的合作。比如，邀请课外辅导班教师周六至区立初中授课。

新加坡：禁止在职教师在机构授课

新加坡是讲究精英教育的国家，课外补习盛行。在新加坡，补习机构的课程内容包括数学、语文、科学、绘画、音乐、体育、围棋等很多方面。一些家长还会给孩子报音乐、体育等特长班，因为现在新加坡的一些知名中学会招收体育或艺术特长生。

在新加坡，提供课外补习的教师，全来自课外补习机构，学校在职教师被明令禁止在补习机构授课。根据新加坡教育部的规定，在职教师在校外辅导机构代课、兼职或以各种名义举办补习班，一旦被发现或举报，将终身无法再获教师职位。

目前，我国政府层面明令禁止正规学校中小学教师从事“有偿家教”，主要也是基于学校学生发展的教育目的和教师职业伦理责任考虑。政府对教育事业发展具有监管责任。课外补习教育具有教育和商业的双重属性，这决定了教育行政部门首先需要保障教育的基本品质和学生接受到有质量的教育服务，因此即便是课外补习教育，也必须要有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影子教育机构在教师资格、办学条件等资质等方面需要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

韩国：加强主流学校的教育功能

课外辅导在韩国近年来发展持续高温。广泛、多元、灵活的课外辅导虽满足了家长与学生的多样化需求，但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学生负担重、家庭经济压力大、公共教育质量下降、教育机会不公等问题。

2015年韩国统计局关于私立教育支出调查显示：家庭收入700万的学生月均教育支出为42万韩元，在私立教育支出的比重中为82.8%；家庭收入在100万的学生月均私立教育支出是6.6万韩元，用于私立教育支出的比重为32.1%。

长此以往，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为改变这种情况，韩国先后采取由禁止到疏导的措施。2005年韩国政府出台“放学后的学校”计划，以加强主流学校的教育功能、降低家庭的补习费用。韩国教育界人士认为，因为“影子教育”的支出对于家庭收入不高的家庭是一个负担，其发展会造成国家公立教育的衰弱。

如果不重视“影子教育”与主流学校教育的联动关系，让课外教育继续呈现出放任自流的状态，持续发力的资本就会造成弱势学生处于更加被动的状态，进而产生恶性循环，突破教育公平的底线。

总而言之，教育发展离不开政府监管，这其中也包括课外补习教育。围绕国际范围内的课外补习教育问题，目前还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和研究的话题。

注：图片来自网络

文章参考：《课外补习：反噬教育的影子教育》《聚焦“影子教育”：课外补习的禁与疏、利与弊之辩》《有一种教育叫“影子教育”，看看世界各国拿它怎么办》《钱、童年、教育公平……“影子教育”圈走了什么》《课外补习、择校竞争愈演愈烈，杨东平：警惕新一轮的“教育产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