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节选自《当代外语研究》2018年第6期文章“英语专业:对不起“良心”吗?”衷心感谢编辑部授权发表，公众号推文由作者适当改动。

从蔡基刚教授的“标准”看英语专业的“良心”？

张道振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近日，注意到复旦大学蔡基刚教授在2018年11月6日《文汇报》上发表的英语专业是“对不起良心的专业”的有关言论，读后，对文中表现的逻辑缺失，深感不安。感谢《当代外语研究》编辑部组稿探讨争鸣，希望能在此和各位同行开展讨论。近年来，持蔡基刚教授这种言论的人在外语圈内外都有存在，说明在人们开始思考我们的外语专业及其教学问题，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的现象。但是必须注意到，任何有关所谓“标准”的讨论以及结论都必须以事实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然而，通读蔡教授的文章（以下简称“蔡文”），发现其立论完全建立在他所“认为”的“几个标准”之上，然后以他本人认为的标准得出 “大多数高校的英语专业正接近‘对不起良心的专业’”的结论，甚至直言英语专业“病得不轻”。不得不说，他的推理很有意思。下面，我们先审视一下蔡文中提出的“标准”，然后再看英语专业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蔡文的第一个标准是他认为英语专业培养“并不是国家和国家所需要的”。蔡文此处没有说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更没有亲自调研，而就直言英语专业不是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这种行为不仅天真，而且无邪，因为没有真正的调研，我们不能轻易预测国家和社会针对英语专业需要什么。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观察是建立在论者的感觉或者“认为”基础之上，然而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感觉往往滞后于社会上的现象，更有可能滞后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因此当我们真正为这种需要着手时，这种“需要”可能就变成不需要了。这一点从前几年某些“热门专业”在社会上很快演变成“冷门专业”就可以得到印证。

蔡文认为的第二个标准是“这个专业的教学内容不能满足大学生的需求”。同样，蔡文在此也没有指出大学生需要什么。但是根据我对文中言论所得到的推测，他的这个观点似乎和近年来提倡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密切相关，但是必须注意到“满足大学生的需求”和“以学生为中心”有着明显的区别。“满足大学生的需求”并不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模式的表征。“以学生为中心”是对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一种纠正，是在教师引导下的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的课堂教学模式，教师在其中仍然要发挥知识的传授者、课堂教学的引导者和操控者的角色，它并不是学生想学什么，教师就教什么的教学模式。说英语专业的教学内容不能满足大学生的需要，有哗众取宠之嫌，因为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需要可能千变万化，比所谓的社会需要更加不可把控。有人曾经对一个工科院校的英语专业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期待可谓是五花八门。那么我们如何满足这些不同的“需求”？或者退一步说，我们需要满足这些不同的需求吗？学生的这些需求怎么分类，他们深层次的内涵是什么，和教育的目标有没有冲突？我们的论者好像没有思考，他更没有思考他的论点有什么样的论据进行支撑。无法回避的是：我们有些人的思维似乎一直在感觉的表象中挣扎，而没有认识到学生的一些需要还停留在单纯的直觉层次上，这当然和他们的认知水平和教育程度还没有成熟有关，还不能就教育深层内涵进行认知和区分，这当然也不是他们的错误。但是我们的教育决策者，教学的设计者或执行者声称要随着学生的这些“需求”起舞，只能说明是教育者错了，错在他们的思维和没有成熟的学生一样简单。

再看蔡文的第三和第四个标准，即英语专业的存在是出于这个学科要保留的需要以及教师晋升教授博导的个人私利。笔者发现蔡文对这两个标准的论述，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支撑，说明他这两个“标准”仍然是完全建立在个人的臆测之上。言辞之中，英语专业就是为了存在而存在，而且不顾学生进入其他行业就业的现实，为教师晋升提供便利。蔡文说根据“上海一地”的调查，说仅有5%的毕业生继续攻读英语相关的硕士博士学位，“其余都到了金融、法律、商务等工作岗位，还有学生……到了无需任何英语的岗位”。读到这些，我突然想到要问蔡教授一个问题，他是否理解语言教育在社会中的功能，是否理解在西方语言作为“博雅教育”（ ）的一个代表学科，从古至今，一直流传下来的，博雅教育的特点就是要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品行、道德及其高度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最终为社会培养合格的高素质公民。在欧美的教育体系中，它至今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从蔡文的言辞来看，其体现的思维是静止的，教育也是一劳永逸的，他主张在学校要教会毕业生某种技能，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然后学生和社会都能永远受用。所以蔡文振振有词地用所谓的“就业危机”质疑英语专业存在的必要性，现在看来毫无疑问是个伪命题。因为语言专业学生的就业并不一定局限在语言行业，以在语言行业的就业为标准衡量就业率，不仅偏执，而且狭隘，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分布在各个行业，应该恰恰说明这个专业的蓬勃生命力以及社会发展对它的需要。

蔡文中屡次提到“国家需要”和“社会需要”这样令人肃然起敬的词汇，同时批评英语专业的从业者们不顾国家和社会需要以及学生的利益，让笔者对蔡文中表现的大义凛然有正襟危坐之感。但是结合前述的仔细分析，发现蔡文的论调实在是危言耸听。蔡文在最后的论述中，更是混淆了英语作为一个专业和大学英语作为一门技能训练和人文素养提升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按照他的思维，无论是大学英语还是英语专业都应该按照一个模式来培养，然后才能为国家社会服务。

如果我们把眼界放远一些，认真地读一下别人、尤其专业人士的著作，也许我们的眼界会变得更加开阔。从1993年到2013年担任耶鲁大学校长的理查德·莱文在其演讲集《大学的任务》（The Work of the ）一书中明确指出，“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教育，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阶段。”他甚至认为，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毕业，获得了某种专门的技能，这是耶鲁教育的失败。按照蔡基刚教授的逻辑，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美国东北俄亥俄大学医学院（ Ohio of ）的学生每年都要举行以美国著名诗人兼乡村医生 命名的英语诗歌比赛（而且这项赛事已经在全美医学生中推广），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比赛既违背了国家需要和社会需要，也不符合学生利益。蔡文认为不仅非英语专业学生，甚至英语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学习石油、化工等“符合国家需要”的英语，不知道他如果做了一所高水平大学的校长，是否就想把这所大学变成一所技术培训学校？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教授在生前，曾经提出过“我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拔尖人才”的问题，引起了教育界和科学界热烈的讨论，成为后来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16年5月下旬，笔者参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教育学研修班时，时任北大副教务长的关海庭教授总结国内外教育界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几种回答，其中的共识之一就是我们的大学“过分强调了专业教育”。与此形成呼应的是，著名科学家施一公教授在回应大学教育的各种功利评判时，特别强调指出，高水平大学的教育就要“学以不致用”。这些说法都是英雄所见略同。如果蔡教授看到这些，不知道如此强调国家需要和社会利益以及学生利益的他作何感想？我们的国家需要什么？我们的社会需要什么？他真的能看得清楚吗？

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个成语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到人才培养是个慢功夫，需要持续的努力和不屈的恒心，这一点在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创新精神和终身学习能力等方面都同样适用。钱老生前，也谆谆告诫，他特别强调提出人文艺术在理工科人才培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钱老作为一名卓越科学家所具有的远见卓识。要知道，卓越人才培养的目标不是培养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因为后者应该是中高级职业院校的工作。然而近年来，我们中的很多人、以及我们的部分民众对教育的理解，似乎又回到了感官和直觉的层面，靠印象和直觉决策、空喊口号、盲目出击。这就好比自己凭空假想一个沙袋，就对着它拳打脚踢。岂不知，在对假想目标每一记的出击中，空气中都回荡着媚俗的气息。

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认真地提出我们不仅要大力支持发展英语专业，支持句法学、语用学、翻译学和英美文学等学科分支，甚至还要推动进行更深入的教学和研究；同时还要允许，甚至鼓励英语专业的毕业生进入非英语的岗位上就业，就像我们鼓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进入金融、管理和法律等行业一样，我们原来的教育也允许学习英语专业的马云去从事互联网行业，美国的教育同样也允许学习数学的乔姆斯基把语言学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我们甚至也应该允许诸如比尔盖茨之类的天才觉得读大学没意思，进而退学创业的选择。在我看来，这不是教育或者某个专业的失败，更不是它“对不起良心”，却恰恰是它们对社会发展和国家利益做出的巨大贡献。

最后，我想以对得起良心的态度再郑重强调一个问题：真正的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不能、也不应该挖空心思去迎合社会的所谓“需要”，而应该是以卓越的研究和独立（脱俗）的精神引领教学和人才培养，最终引领社会需求。